[图文]资中筠：文革高干很朴素坐飞机到上海打补丁

　　北京晨报：您和周总理接触更多，对他的印象如何？

　　资中筠：周有非凡的才能，记性非常好，脑子仿佛是一个资料库，见过的人他都记得，所有服务员都能叫出名字，能记住她们的某个特点，他很周到，能让所有人都有亲切感，他也愿意在这方面努力。此外他知识面很广，在各领域都能提出很专业很具体的意见，他外交也很有才能，可惜当时咱们也没有现在这样大局面的外交。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为中共争取了很多知识分子。

　　主动挣脱尘网

　　北京晨报：您后来为何主动转向学术呢？

　　资中筠：在外交系统，最好的工作是所谓“一线”，即在“部里”和大使馆，其次是我当时工作的“对外友协”之类，最差的是去学术部门，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安置在那里。在“对外友协”，需按口径说话，事务性工作多，那时我快50岁，忽然就想独立了，不想再事事听命。更何况，当时国际问题研究所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，国际问题资料最丰富，我一辈子都是跟着图书馆走，当年上清华也是因为图书馆好。

　　北京晨报：对这个选择，陈乐民先生同意吗？

　　资中筠：听说我要去研究所，大家都很吃惊，部里说安排我去驻外使馆。陈乐民生怕我答应，因为要去两个人得一块儿去，我们都特别不喜欢使馆的工作，闭塞且人事关系复杂，还必须事事按口径说话。陈乐民更厌恶官场，他最喜欢抄写陶渊明的那句诗“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”。

　　斯文就这样消逝

　　北京晨报：老一代学人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他们的风骨与操守，为什么后一代学人就没能传承下来呢？

　　资中筠：我们大学毕业时，因为历史相对简单，可以到外事一线工作，逐步替代那些解放前就业的知识分子，但我们只是暂时被信任。领导说现在还用你们，是因为工农子弟还没成长起来，如果不加紧改造自己，等“我们自己的子弟”进来时，你们就要被淘汰。文革前夕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出身大多符合“红五类”标准。我们已经下乡了，我和他们这一代人没有更多接触，不太了解他们的情况。他们的命运参差不齐，有的是造反派骨干，有的也被打倒，不得不上山下乡，甚至进监狱。其中高干子弟的命运和他们父母的命运息息相关，有些人在命运的大起大落中，尝到了民间的疾苦，也就想通了：权力才是最重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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