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图文]资中筠：文革高干很朴素坐飞机到上海打补丁

　　为什么集体缄默

　　北京晨报：那一代知识分子受“五四精神”的熏陶，为什么却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呢？

　　资中筠：有害怕的因素，但也有主动接受的因素。特别是开始，拥抱一个新时代的到来，觉得自己也应该改变旧思想、旧观念。当时没有用“启蒙”这个词，但是似乎也是在接受一种新的“主义”的启蒙。没有想到实际上陷入了蒙昧。后来，一次次的运动，渐渐挤压着空间。这些运动不是一直都在搞，而是紧几天松几天，松的时候好过一点，这样一拨一拨，人们不断在自我检讨中，就像温水煮青蛙那样，刚开始并不剧烈，自我批评一下就能过关，到后来越来越难，“反右”时幸亏我在国外，回来一看吓一跳，因为那些想法我也有，如果在国内，可能就成右派了。几次运动下来，心里甚至都感觉不到恐惧了，完全变成了一种自律，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，全都牢牢地记住了。“文革”时，遇罗克写了《出身论》，我内心很赞同，但不敢说，等判决结果下来后，真是很害怕，幸亏当时没说出来，不然的话，我不也可能被枪毙了？“文革”时最害怕，因为谁都可以揪你出来，大家争取留在人民内部矛盾中。到后来，对于极左也就接受了。

　　我们这样改造自己

　　北京晨报：所以大家都去了“五七干校”？

　　资中筠：是的，当时提出的目标是消灭“三大差别”，而消除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差别，不是让农民变成知识分子，而是让知识分子变成农民。当时我最担心的是自己养不活自己，真下去了，发现只要不怕脏不怕累，也没想象的那么难。对我来说，不怕脏确实是一关，突破起来不容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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