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图文]王安石的“非常相权”与其后的异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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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制置三司条例司创立不久，作为变法总部的性质凸显无遗。《宋史·食货志》指其“专一讲求，立为新制，欲行青苗之法”；《宋史·职官志》说其“掌经画邦计，议变旧法，以通天下之利”。“专一讲求，立为新制”，“经画邦计，议变旧法”，正是强调其作为主持变法总枢纽的职能，至于“欲行青苗之法”、“以通天下之利”云云，无非点明这次变法的重点所在。

　　在宋神宗的特许下，即所谓“亲命近臣，辟选官属”，王安石掌控了条例司成员的任命权，使其成为得心应手的变法总部。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与王安石共同提举条例司，宋神宗命中书与枢密院各差一人同领，或隐含制衡的私衷。史称陈升之对王安石变法“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赞助”，王安石引其共事，显然拉其作为暂时的同路人，以期达到“凡所欲为，条例司直奏行之，无复龃龉”的目的。王安石向宋神宗极力称荐盟友吕惠卿，让其出任条例司检详文字，成为变法总枢纽的主心骨，“事无大小必谋之，凡所建请章奏皆其笔”。王安石又让另一盟友章惇担任三司条例官。同时担任三司条例官的还有王子韶，其人外号“衙内钻”，是一个巴结权要精于钻营之辈，苏辙与其共事时，对其“谄事王安石”深为不齿。

　　变法之初，包括三司条例司的运作上，为争取变法支持者，王安石做过努力与尝试，例如吸纳苏辙、程颢进入条例司。据朱熹说，“荆公(王安石)当时与申公(指吕公著)极相好，新法亦皆商量来，故行新法时，甚望申公相助，又用明道(指程颢)作条例司，皆是望诸贤之助。”但苏辙出任条例司检详文字不久，就与新法派“商量公事，动皆不合”，便以自己“固执偏见，虽欲自效，其势无由”，向皇帝主动请辞。宋神宗考虑让苏轼取代其弟，王安石明确反对，说苏家兄弟“好生异论，以阻成事”。正是有鉴于条例司若不能统一发声，必将严重削弱其总枢纽的功能，王安石开始摒除有异议者入选条例司。在陈升之迁居相位拒绝同领后，王安石改让其盟友枢密副使韩绛同领，确保自己能继续掌控这一机构。据张戬弹劾，自此以后，条例司“左右徇从，安石与为死党”。张戬的话，虽有强烈的偏见，但王安石为确保变法总部指挥如意，“所建议惟门生属吏而已”，排斥异见的用人倾向确也无可否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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