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图文]遵义会议时凯丰批评毛泽东什么让其耿耿于怀

　　1934年1月，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，父亲被增补为中央委员、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。后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。一直到1945年，当了10年的政治局候补委员。

　　父亲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，档案馆不可能给你看的。虽然最后的决议是正确的，但形成过程就难说了。在政治局会议上即便是毛泽东、周恩来，也不一定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。80年代档案馆管理不严，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去看了一些，发现关于西安事变的会议记录中有一些事情还是比较复杂的。开始的时候只有张闻天是主张和平解决的，毛泽东主张公审蒋介石，周恩来则属于中间派，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后来才逐步转过来的。这些都是符合组织原则的，并不能说开始的时候毛泽东、周恩来就是错误的，那只是在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，不违反组织原则。最后会议产生的决议，只要是按党的组织原则办就没有什么问题。我父亲在遵义会议上也是类似这种情况，提出了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，但是绝对没有与博古等人串通，绝对没有搞过阴谋！

　　长征开始的时候，为撤退需要搞了新的编制，父亲就不在中央了，但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。当时他的职务是9军团党代表，9军团的司令员是罗炳辉、政委是蔡树藩，父亲任党代表，按照当时的规定就是9军团的总负责人，地位高于罗炳辉和蔡树藩，那一年父亲只有28岁。当时刘少奇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，他担任的是5军团的党代表。

　　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开始的，当时父亲带领9军团，保卫遵义城的安全，并不在遵义城里。部队驻守遵义东部的湄潭，距离遵义城约70公里，9军团军部就在湄潭的天主教堂。部队突然接到周副主席的电报，通知父亲、罗炳辉和蔡树藩，1月15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务必于14日赶到。接到开会通知的时候，也不知道是这么大的事情，在军情瞬息万变的情况下，为确保遵义的安全，罗炳辉和蔡树藩就都没有去。父亲就和9军团政治部副主任、共青团书记尹自勇一起连夜骑马赶到遵义城。在14日傍晚抵达了遵义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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